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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丰的民国传记博客

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王丰:湖北省公安县人,1956年生于台湾。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。现为专职传记作家。曾于台湾传媒工作二十八年,历任台湾多家报刊采访记者、副总编辑、总编辑。曾任大学教师。著作:《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日子》、《宋美龄的美丽与哀愁》、《蒋经国爱情档案》、《蒋介石健康长寿一百招》、《蒋介石死亡之谜》、《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》等十余种。《业洲周刊》、《南方人物周刊》、《凤凰周刊》、《国家历史》、《同舟共进》自由撰稿作者,专门撰写民国史故事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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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家专访韩战老兵揭穿「一万四千反共义士」骗局  

2010-04-06 00:28:2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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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口述:赵英魁老人       撰稿:王丰

前言:赵英魁,山西平遥人氏。抗战胜利,国共内战爆发初期,年仅十四岁的他,进入国民党阎锡山部,成为一名娃娃兵。从军不久,共军包围太原周边地区,多次冲杀截击,国民党军节节败退,赵英魁在撤退途中,遭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,不久,他被纳编为华北野战军一名战士,参与了解放四川的战斗。一九四九年底,除了台湾、海南岛及若干东南岛屿之外,祖国全境基本解放,中国统一在望。一九五0年初夏,朝鲜战争突然爆发,上级号召共军战士奔赴前线,抗击美国侵略者,赵英魁参加了入朝志愿军。

 

入朝半年,赵英魁在汉城以北不远处负伤,因不及跟随大部队撤出重围,行动滞后,被追击而来的美军虏获。他先后被关押釜山战俘营、济州岛战俘营、巨济岛战俘营。在战俘营里,赵英魁亲眼目睹许多非人道的虐俘罪行。美国、韩国和来自台湾的管理干部,对共军战俘进行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凌虐和暴力迫害。

 

台湾国府当局为了有效控制战俘营,派遣一批政工人员伪装成战俘,鱼目混珠,混进战俘营。并从真战俘中秘密挑选毕业于国民党军校,或有国民党党员资历的共军战俘,将这些人员派任为营区管理干部,完全掌控战俘营中枢神经。伪装成战俘干部的台湾政工人员,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,透过纹身刺字,打杀施暴等各种不人道手段,无视一万余名志愿军战俘之回乡意愿,强制将他们送往台湾。一九五四年一月,近万名中国战俘被遣送到台湾。国府当局对外宣称,朝鲜战场有一万四千余名中国战俘,拒绝重返大陆,选择前往台湾,投奔国府蒋介石阵营。国府当局并为这群赴台战俘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:「一万四千反共义士」。

 

被强制押解到台湾的真战俘,因不甘心国府当局强令他们离乡背井,迭有烦言,不少人因言贾祸,竟被当局诬攀为「匪谍」政治犯,以军法审判将他们关进监狱,过着暗无天日的岁月。部份态度强硬者,甚至被枪决,身死异乡。国府当局刻意炮制的「一万四千反共义士」神话,其目的,不外乎希望在国际间制造假象,误以为风雨飘摇的蒋介石当局,仍具有相当实力与精神号召力,企图挽回美国当局对他的信任,以争取美国援助,徐图再起。

 

近期,作者在台北专访韩战老兵战俘赵英魁,透过赵老现身说法,回溯这段令人刻骨难忘的战俘故事。

 

   

    主文:一九四五年秋冬之交,我还不满十五岁,进入阎锡山部队当兵。进部队满四个月,排长告诉我们,现在部队人满为患,正准备裁员,如果你们想领饷,就坐在大院里等候吧。北方入冬之后,天寒地冻,坐在大院不一会功夫,人差点没冻僵。一块与我去当兵的同学和我商量,这个兵饷甭想领了,再等下去非冻死不可。我们跟排长辞了行,两手空空,一分钱都没领着,白干了四个月。后来我才晓得,钱饷都给排长私吞了。

 

    一九四六年春,国共内战全面开打。有位长辈在阎锡山部当连长,有天他来家里找父亲聊天,见我年轻失学又没固定职业,就跟我父亲说:「这孩子随我去当兵吧!」父亲同意,我就随着这位连长又回到阎锡山部,被编配在阎部第三十三军七十师工兵连当兵,驻地在太原外围地区,部队的任务是修碉堡、安地雷、构筑工事。这时内战越打越凶,晋省境内交通中断,回不了老家。过不久,共军攻进太原周边地带,城郊逐渐陷于漫天战火之中。

 

一九四七年七月某日,工兵连奉命掩护团部突围,团长和长官们早已逃之夭夭,我们掩护部队边走边打,来不及撤退,乱军之中全部打散了。大雨倾盆,夜幕低垂,四方炮声轰鸣,杀声震天。打了一整天仗,像无头苍蝇似的四处奔窜,既疲乏又恐惧,我这娃娃兵哪里见过这种场面。枪炮声铺天盖地,不知道该往哪里躲最安全。我狂奔到一棵大树底下,喘着大气,心想暂时在树下掩蔽休息吧。我才刚坐下不久,工兵连一个下士班长也气喘嘘嘘奔了过来。我问他:「眼下我们的人都跑光了,该怎么办?」他说:「部队打散了,我也不知道该往哪里逃,等天亮再说吧!」

 

   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,远处走来两个穿粗布军服的军爷,衣服胸口别了一方符号,上边写着「中国人民解放军」。我朝他打招呼:「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个番号啊?你们是胡宗南的部队吗?」内战时期胡宗南部调了不少人支持阎锡山部。走在前头那个操河南口音的军爷,面露不悦地斥责我:「胡说八道!什么是胡宗南的部队!我们是解放军。不要乱讲话!你们两个俘虏跟我走,我带你们进村里去。」我这才意识到,我们已经成了解放军的战俘!

 

在战场上折腾了一整天,被俘后我觉得口渴难耐,信步走到附近老百姓家里找点水喝。共军卫兵在门口站岗,卫兵的视线范围内,我走进一户老百姓住家厨房,从水缸里舀了一碗水,我拿起瓢子才要喝,有个大娘冲出来,指着我鼻子喝斥:「你凭什么跑到我家里来?」我答说:「我渴了来你家讨点水喝…」我话还没讲完,她大声斥骂:「现在已经不是你们国民党天下了,你还跑到我家里来干什么?」我说:「大娘你这么凶干什么,我喝点水都不行?」她越吼越大声,卫兵闻声冲进屋来,见我闯进民宅,便大声申斥:「你这小鬼跑到人家家里干什么?谁叫你闯进老百姓家里,我们解放军是不可以随便进到老百姓家里头的。」

 

这位卫兵教育我解放军《三大纪律,八项注意》的要旨。听他讲完,我说,我渴得要命才去借碗水喝的。卫兵说,你得跟我讲啊!我说,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。

 

这桩小事让我受到很大警悟,我终于弄明白老百姓为什么这么恨国民党,国民党军为什么会一败涂地!

 

我刚被俘,闯进百姓家里找水喝,身上穿着国民党军服,帽子上缀着青天白日帽徽,难怪会挨那位大娘的骂。国民党部队军纪败坏,实在令人难为情。部队所到之处,看到老百姓饲养的鸡、牛、羊,逮着了就宰来吃。冲进百姓家里一阵翻箱倒柜,搜括财物。遇到良家妇女就无礼调戏。老百姓当然恨之入骨。

 

一九四六年秋天,上级来了一道命令,要我们死守太原外围的某个据点。靠近百姓田地边上有座碉堡,农民在那里种了玉米、枣树、蕃茄等各种妆稼,那时正逢秋收时节,上面命令我们清除碉堡四周一两百公尺范围内,所有的障碍物和植物,清理射击视野。我们刚开始动手砍妆稼,老百姓闻讯奔来,跪在地下哀求:「老总啊!可怜可怜我们,再过几天就要收成了,等我们收成后再砍吧!求求你们,行行好吧!」部队长官说:「没有办法!这是上面的命令。」不分青红皂白,我们把农民的妆稼全砍了,一棵不留。可是,砍了没两天,前方阎部兵败,我们奉命一路往后撤。农民终年辛劳,瞬间化为乌有,不给赔偿拍拍屁股就跑了,老百姓没粮食吃,能不切齿痛恨吗?

 

    被俘之后,我思乡心切,一度想逃跑。我联系了另外一名战俘康复民一块跑。结果,康复民动作敏捷,跑掉了,我因为才十五、六岁,体力没康复民好,没跑掉。半路被解放军战士抓回部队。指导员讯问我:「小鬼,你干什么?」我狡辩:「我闷得慌,出去散散步。」指导员半信半疑:「你散什么步?另外一个人呢?」我慌称不知道,其实康复民早已跑掉了,但是我不敢讲。指导员指着我身上背的干粮袋,质问我:「干粮袋淋了雨还不丢掉,你背着干粮袋不是想跑是干什么?」指导员向身旁的人说:「这孩子身上的国民党军服别叫他换,就让他继续穿着,看他怎么跑。」解放后,农村普遍组织了妇女团、儿童团,哪怕是解放军战士外出也要拿路条。我们想逃也插翅难飞。我的逃跑纪录,让我在部队换得了「小顽固」的称号。

 

    我这「小顽固」很快适应了部队生活。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展开,我被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,成为一名战士,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。这支隶属徐向前的队伍,在四九年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,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,大军直指西安。那里原本是蒋介石爱将胡宗南部队的驻地。我们从风陵渡,过黄河,再到潼关,搭火车。我军在坝桥的黄河大铁桥附近,和胡宗南部队正面交锋。胡宗南部士气低落,一经接战,胡部立刻溃败,部众朝山区逃跑。

 

扶风战役,第十八兵团,外加彭德怀的部队,把胡宗南部六个军,团团围住。这一仗打了三天三夜,共军把胡部六个军解决之后,胡宗南带着一部份队伍往四川溃逃。我军沿着川陕公路一路追击,越过秦岭、巴山,边追边打。到四九年十二月底,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全部就歼,刘文辉、邓锡侯部也早已起义投降,四川全境红旗飘扬。

 

一九五0年八、九月份间,由于朝鲜战事白热化,上级下达指示,要调我们到国防最前线去。大部队到达天津,我们在那里接受抗美援朝战前教育。上级命令,开赴前线的单位名额有限,一个营只挑一个连,采取自愿报名方式,但是,这项命令旋即引起战士们一阵喧闹,因为很多人来不及报名,志愿军即已额满。报不上名的人,群情激动,上级见士气高昂,便顺应军心,下令全军开赴前线。那年,我十七岁,隶属第十八军团第六十军第一八0师,阶级:战士。

 

    我军是第二阶段入朝的部队。入朝之后,桥梁和道路都被美国飞机炸得柔肠寸断,一片废墟。鸭绿江铁桥炸断,我们部队趁夜泅渡新义州。美国飞机投掷的燃烧弹,把新义州蹂躏得面目全非。朝鲜民居全是稻草房子,美军轰炸让他们无家可归,家当化作灰烬。美机企图二十四小时阻滞我军的前进,公路、铁路、桥梁完全瘫痪。渡过鸭绿江后第三天,我军遭逢美机狂炸滥射,官兵伤亡颇重,但仍坚持战斗,士气昂扬。五一年五月份,我军渡过汉江,前锋距离汉城仅二十公里,上级突然紧急命令我军撤退。接到命令,我们非常错愕。我军两名随军韩语翻译,从电台广播知悉,我军已深陷美军包围。

 

躲在壕沟里,炮弹不断从四面八方射来,飞机轮番投掷烧夷弹。入夜后,老美惟恐我军偷袭,打开探照灯,把阵地照得如同白昼,我军固守的壕沟、桥梁、和每一处据点,都在探照灯笼罩之下。深陷重围之中,上级命令我军各自为战,往回撤至铁原,再行集结。接奉突围命令以后,因视线不良,我不慎失足掉进坑道里,摔伤了腿。我举步维艰,跟不上队伍,一路步履蹒跚,走走停停。

 

    天亮之后,来了几个手持冲锋枪的美军,他们先是对我们大吼大叫,继而比手划脚,示意要我们举起手来。我和另外三个无武装的伤兵,一块被送进釜山战俘营。因为天冷,腿部伤口疼痛难当,美军待我们稍微客气一点,一切都照规矩办事。美军把我们交给韩国兵看管,几个韩国兵像强盗似的,穷凶极恶,抢走了我的钢笔、皮带和随身钱币。一名韩国兵强迫我脱去皮鞋,逼我交换他的破胶鞋,我示意不肯,这韩国兵猛踢我受伤的腿,像土匪似的夺走了我的皮鞋。

 

韩兵在老美面前却是另一副奴颜屈膝的嘴脸。我曾亲眼见到一幕情景。一名美军站在哨楼最顶层值勤,身旁架着一挺重机枪,偶然间他瞥见守卫下层哨楼的一名韩兵,懒洋洋坐在椅子上抽烟偷懒,美国兵见状,火冒三丈,立马冲下哨楼,一把揪住韩兵,赏以几记老拳,一面揍人,嘴里还嘟嚷着:「God damn!God damn!God damn!…」。

 

    在釜山战俘营待了几天,我们被转送到济洲岛战俘营。济洲岛战俘营美军虐待中国战俘,故意给我们小麦粒当主食吃,而不配给我们面粉吃。许多人因为吃了小麦粒煮成的「饭」,不消化而泻肚子。战俘们向美军提出交涉,老美竟然答复说:「你们中国人吃米不也是这样吃的吗?」我们说:「小麦粒哪能吃?必须研磨成面粉做面吃啊!」美国人根本置若罔闻,掉头而去。恰巧,蒋介石的太太宋美龄,从台湾派来牧师,向战俘传教,我们借机向牧师抱怨美军虐待战俘,牧师大吃一惊,连忙去跟美军办交涉。美军突发慈悲,特地找来一条牛,专门用来牵磨,把麦子压碎了,再让中国战俘吃。

 

但是,战俘营伙食配量严重不足。我们每天都要修码头、扛石头修房子、干各种粗活,吃不饱饭,根本没有力气做工。中国战俘再度透过宋美龄的牧师,向美军反映。老美这次竟然两手一摊:「你们中国战俘吃不饱,我也没有办法!」老美声称,战俘营的口粮定量,是遵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。老美根本在扯谎!美军供应中国战俘一天吃两餐,主食是一小碗碎麦饭。菜色千篇一律,永远只配给我们吃绿豆芽,这绿豆芽哪里是芽,根本是老得像稻草似的梗子,塞进嘴里叽呱叽呱,怎么嚼都嚼不动。隔好几天才配给每人一丁点罐头牛肉、罐头马铃薯。

 

在我们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,总数一万多人的中国战俘当中,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,这批假战俘里头有一个叫黄效先的人,他是徐蚌会战(淮海战役)中兵败自杀的国民党军将领黄百韬的儿子。黄效先混迹朝鲜战俘营,以联合国「教科文组织」工作人员为身份掩护,表面上是宣传联合国政策,实际上在跟我们洗脑上大课,宣称共产党暴力统治如何如何,国民党在台湾积极建设如何如何,目的是要诱使我们去台湾。

 

中国战俘里边,有不少是原国民党军四川邓锡侯、刘文辉的部队,里头有不少出身国民党军校的成员,也有不少原国民党党员,在联军默许和台湾方面积极运作之下,这批人摇身一变为中国战俘营的管理干部,分别被任命为联队长、大队长、小队长、班长等职衔。

 

上完大课,组织好干部,接下来第三件事就是发起刺字,就是在我们战俘身体上刺青纹身,刺上各种反共标语和政治口号。战俘起初都不愿意刺字,有好几个态度坚决的战俘,先挨了小队长一顿耳光,到了晚点名吹熄号以后,那几个态度强硬不肯刺字的人,被个别叫到营区暗处,他们被干部围住恐吓:「你们究竟是要吃软还是吃硬?要吃软,就乖乖刺字。我们是受上级命令,你们不刺字我们就要受处份,别敬酒不吃,吃罚酒。」

 

我们小队长,也是原国民党军军官。他除了劝我们刺字,还派一个和我们年龄相当的班长,威胁我们:「关公不吃眼前亏,你们如果不刺字,害小队长交不了差,那么就不要怪他不客气,在这里,我们要打谁就打谁,要干掉谁就干掉谁,神不知鬼不觉,我们可以把尸首扔进毛厕粪坑。」在威逼恐吓之下,战俘们迫于无奈,绝大多数人被迫接受刺字命运。

 

刺完字不久,好戏高潮上演。某夜,集合晚点名的时候,干部上台宣布:「明天联军就要开始审查啦!你们愿意回大陆的人举手!」好多战俘思乡心切,纷纷举手。晚上趁大家上床睡觉以后,举手表示要回大陆的人,全被干部带到营房黑暗空地,施以痛殴,有的战俘当场被打断腿。挨了打如果还是拒不合作,就当场被活活打死。我们躺在床上,竖起耳朵倾听从海滩方向传来的阵阵哀号声,那凄厉的哀鸣,今天回想起来,还令人不寒而栗。

 

干部们的威胁绝非虚张声势,接下去的几天当中,有好几个战俘不明不白失去踪影。我们深信这些失踪的战俘,是被国民党干部杀掉之后,扔进了深不见底,臭气熏天的毛屎坑。更耸人听闻的说法是,有战俘被杀死之后,尸身被剁成肉泥,抛进了毛屎坑。也有战俘被活生生剖开胸膛,抠挖出心脏,遗体最后也被抛弃于粪坑。

 

白天除了做苦工,战俘营当局只让我们做两件事,一件是上政治课,强迫我们背诵《总统训词》(即蒋介石讲演稿),第二件便是以恐怖言行恐吓我们服从命令。最后阶段,他们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,毫不避讳地将不从命的战俘活活打死。一九五二年春天,我就亲眼看过他们拿着固定帐蓬的钉钻子,活活打死两名战俘,处死的理由就为了处罚他们不肯刺字。当局残杀了战俘之后,还迫令战俘派出代表,到现场观看战俘的尸首。他们对观看的战俘说:「你们看,这就是不刺字的下场。」

 

我认识一个战俘,原来是解放军排长,就在一天晚上被他们打断腿,动弹不得。我悄悄告诉他:「你怎么那么傻,你要回去何必现在讲出来呢?」他无奈地说:「我哪里知道他们诱骗我们上当?」最后这位排长仍然如愿返回大陆,只是他的瘸腿已经永远无法康复。

 

战俘的手臂上、胸膛上、背脊上被刺上类似「反共抗俄」之类的字眼。但是,战俘营干部基于报复心态,竟然在若干态度顽强的战俘下腹部,刺上不堪入目的污秽字眼,辱骂共产党的领导人。刺完字以后,干部们对战俘说:「刺了这些字,你们回去吧!你们敢回去吗?」

 

刺字纹身之后,我们被转送到距离南朝鲜海岸更遥远的巨济岛,战俘插翅难飞。巨济岛战俘营有二十余万北朝鲜战俘,我们中国战俘一万多人。进入巨济岛战俘营,中国战俘的灾难并未就此结束。

 

我们的手臂上,胸膛和背部,都已刺满反共标语。某日,一位干部跳上讲台,手上拿着一本杂志,猫哭耗子假慈悲地宣布:「各位,这里有一份香港出版的《新闻天地》,刊登了一篇报道,我念出来给你们听听……」他煞有其事地声称,凡是身上刺了字的战俘,回到大陆以后,就会遭到公审批斗,战俘会被罚站在台上,被迫用刀子把刺了字的肉,鲜血淋淋地挖掉。念完杂志的报道,这个干部问我们:「你们回去就会被批斗,会被当众强迫把刺青的肉挖掉,你们还敢回去吗?」

 

这么一讲,战俘们真的被吓得面面相觑,这一招确实管用,战俘们在心理上软化了想回大陆老家的坚定决心。威吓之后,进而利诱战俘。台湾派遣「大陆灾胞救济总会」会长方治,「军人之友社」社长江海东,连袂到朝鲜,对战俘提条件,故示优待。江海东说,只要战俘肯去台湾,可以自由选择职业,假如不肯去台湾的,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(像是印度),悉听战俘尊便。方治、江海东大吹法螺,台湾方面对战俘宽大为怀。

 

在国民党官员甘言诱惑之下,战俘们不知不觉入其彀中。战俘们产生了错误的认知,误以为国民党当局会让战俘来去自由,可以先到台湾,再转往想去的中立国家。

 

一九五四年一月,美军与国府连手把我们运往台湾。战俘登上美军登陆艇后,有如猛虎出柙,船上接二连三发生了几宗暴力报复事件。自从被俘之后,大家饱受美军、韩军、以及国民党当局的种种欺凌羞辱,暴力胁迫,强行刺字,强行押解台湾,战俘们敢怒不敢言。平日狐假虎威,狗仗人势的小队长、大队长、联队长们,人人自危,国民党军宪兵见状大为紧张,连忙设法将这些干部隔离保护起来。等到秩序恢复,他们又露出嚣张嘴脸,对战俘精神喊话:在你们这些战俘当中,潜伏了许多「匪谍」,就是这些坏份子躲藏在里头捣蛋。

 

船抵达台湾基隆,战俘们直接被解送台北市南郊的林口,一个叫苦苓岭的地方。苦苓岭有一个军方单位,它隶属国民党军「总政治部」辖下的「心战总队」。被威逼利诱送抵台湾的战俘,总人数号称一万四千人,被编成两个联队,后来,我们又被安上一顶高帽子:「一万四千反共义士」。一万四千人,根本是灌水的数字,其中,掺杂了一批假战俘,外加一批韩国华侨,这些华侨多半是朝鲜战争爆发后,从山东逃跑到韩国的渔民,竟被台湾当局鱼目混珠,滥竽充数,混杂在战俘群中。

   

到台湾之初,连续发生好几宗战俘上吊自杀悲剧。战俘原本深信国民党当局会尊重他们的意愿,送他们到别的中立国家去。他们万万没有想到,到台湾后,立刻失去自由,被集体送往「心战总队」,形同关押。还施以密集课程,强迫这些「反共义士」上课,灌输党国思想教育。台湾当局又发动所谓「请缨从军运动」,强迫战俘签名附和。有一位我熟识的战俘,因为不愿意当兵,干部不断纠缠,逼得他最后走上自杀绝路。每次发生战俘自杀事件,当局搪塞的理由永远不变:「此人是匪谍,因无法开展间谍活动,畏罪自杀」。

 

    我被强制分配到嘉义民雄,国民党军「教导营」后不久,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,突然几名武装军人将我逮捕,罪名是涉嫌「叛乱」!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弄得惊慌失措。

 

这桩「叛乱案」和一位名叫李国安的战俘有关。李国安在韩国战俘营里,曾经参加话剧队演话剧,台湾还发了一纸奖状,表彰他为台湾宣传的功绩。李国安就向战俘营干部反映他的意愿,希望去台湾后能进军中康乐队。到了林口「心战总队」,上面却不理会李国安想去康乐队的申请,直接分发李国安到部队当兵。几次向上头反映,却得到「没有办法,这是上级命令」的答复。李国安心里十分气愤,频频抱怨上了国民党的当。

 

分发部队服役后,空闲时间,总和李国安等四、五位战俘朋友凑在一块谈天说地。台湾天气热,部队集合到河里洗澡,我们这几个人聚在一起,边洗边谈。李国安不管旁边有没有人,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,把他骗来台湾,明明答应他演话剧,说话不算话,骗他到台湾当工兵。

 

我们部队驻扎在桃园八德,那时军人薪水微薄,礼拜天只好待在营房,靠打百分(扑克牌)和聊天打发时间。某日,李国安牢骚满腹,高声大骂:「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好,我们从前被共产党俘虏,人家还不曾欺骗过我们呢!国民党是骗子!还在我们身上刺了那么多字,将来有机会回大陆,身上刺了这许多反共标语,我们是两头不讨好。」李国安愈讲愈激动。大伙全是战俘,彼此同病相怜,别无他法,只好互相安慰。当时有人提议,大家在台湾举目无亲,何不结拜兄弟,以后兄弟有难或者遇有病痛时,也方便彼此有照应。

 

名为结拜兄弟,其实仅止于口头承诺,彼此留下连络地址而已,根本没什么仪式。

 

    可能是李国安讲话口无遮拦,遭军中特务「政治战士」向政治部检举,李国安首先被政治部逮捕。受不住刑求逼供,李国安供出我们结拜兄弟的事。不久,我们五人全部被抓捕。政治部完全不理会我作的任何辩护,硬栽给我一项莫须有的重罪:「从事非法组织,意图叛乱。」我们被监禁在桃园龙潭第一军团军法处政四科的监狱里,在那里关了三年多,再把我送到军人监狱。想一想实在不可思议,也不过是为了结拜兄弟,竟诬指我们「叛乱」。第一审,我们五个人有两个被处死刑,三个人被判无期徒刑,我被判无期徒刑。

 

    审讯过程中,我们都有受刑求拷打的经验。政治部保防科的人把我吊起来,凶神恶煞地问我:「你是想要叛乱嘛?你们是不是想上山做反动工作?」我申辩:「完全是冤枉,没有这回事啊!」保防科的特务不相信我的供诉:「那你们结拜兄弟是干什么?」我双手被捆绑在吊架上,我不肯招供,特务启动铰盘,把我高高吊起,他大声吼叫:「你到底承不承认?」我摇头表示不承认,他就再把我往上吊上。这时,我的手腕痛彻心腑,两手几乎脱臼,实在痛得受不了,只好被迫低头认罪。

 

我们五个人里头有一个是山西洪桐县人,恰巧第二审的军法官也是山西洪桐县人,他详细审阅了全案的档案数据,军法官很同情我们的境遇。他轻声说:「你们五个人文化水平都不高,有人甚至不识字,怎么可能『组织叛乱团体』呢?」他当场训诫:「以后你们这些孩子讲话要当心了,不要再乱讲话。」

 

我的无期刑期,经军法官改判成有期徒刑五年。但是,我被关押了五年期满后,却找不到「保证人」保我出狱。保证书上印着:「兹保证匪谍某某某,出狱之后不再犯…」看到这种字样的保证书,除非是很亲的亲人才敢出面作保。

 

因为没有人敢保释我,所以又被送到「游民收容所」,和一群流浪汉、和疯子关在一起好多年。算算我前后被监禁长达十年,其间,还被关到火烧岛(绿岛)一年。最后,幸蒙一位在韩国战俘营当过我们队长的退伍军官出面作保,我才终于获得自由。刚到台湾时我才二十三岁,出狱时,已经三十好几了,大好青春岁月,一大半在牢里蹉跎。现在偶尔想起在朝鲜战俘营被凌虐,到台湾后被关押的那段艰苦岁月,心里总是很难受。

 

记得在我出发上朝鲜战场前夕,曾经往家里寄了一封信,说我要去朝鲜打仗了,希望家里捎一张全家福照片给我。之后音信渺茫。家里没我的消息,以为我打仗打死了。我家大门口挂上一只「烈属」木牌,大陆政府按月送钱给我母亲。「烈属」木牌,保护我家两老未受文革之苦。直到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,我才一偿回乡夙愿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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