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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丰的民国传记博客

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王丰:湖北省公安县人,1956年生于台湾。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。现为专职传记作家。曾于台湾传媒工作二十八年,历任台湾多家报刊采访记者、副总编辑、总编辑。曾任大学教师。著作:《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日子》、《宋美龄的美丽与哀愁》、《蒋经国爱情档案》、《蒋介石健康长寿一百招》、《蒋介石死亡之谜》、《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》等十余种。《业洲周刊》、《南方人物周刊》、《凤凰周刊》、《国家历史》、《同舟共进》自由撰稿作者,专门撰写民国史故事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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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王升官场浮沈 看蒋经国晚年  

2010-03-29 00:03:1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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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若王升从来不曾出现在蒋经国的历史舞台上,蒋经国时代势将黯然失色。尽管王升如今走入了历史,王升服务的蒋家王朝也灰飞烟灭;但是,他的叹息声,似乎还在风中回荡。从王升半生追随蒋经国开疆辟土,特别是他大红大紫,最后惨遭蒋经国贬谪的内幕点滴,蒋经国晚年政治性格的幽微尽收眼底,吾人更得以从中略窥蒋家败亡的机锋。

 

    王升是国民党军队政工制度集其大成者,提起王升,不能不回顾国府军队政工制度的大略沿革。

 

近代中国军政领袖,对待政工,总是挥之即来,呼之即去。颇有孔子说的「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」味道在里头。是故,政工人员,在国家领导人的心目中,工具性价值远高于体制上的功能,说得更明白一点,政工不过是统帅手掌心的一颗棋子,为其利用之工具耳。

 

政工也者,不是中国的土产,而是来自苏联的舶来品,肇始于北伐军兴。话说民国十年之前,在广东酝酿北伐的孙文,经常苦于麾下军头思想摇摆,稍受刺激,动辄哗变。军心不稳,将领不忠,北伐军事,徒托空言。

 

俄国人马林向孙中山提议创办军官学校,建立「党军」,以作消灭军阀之基础武装;继之,俄国顾问鲍罗定告诉孙文,俄国赤色革命之后,军队皆设置「党代表」及「政委」制度,一则监督部队长之忠诚,再则负责在战场督战,防止部队溃散后退,违令者杀无赦。

 

和俄国老毛子几番交手,孙文非常赞赏苏联的军政制度。孙总理北伐心切,热衷「以俄为师」,故而军事上采纳苏联的军事训练方式,五百名军校学生兵,五百枝苏联步枪;更引进了苏联「党代表」及「政委」制度,以确保「党军」的忠贞不贰。政治上则采取「联俄容共」、「扶助工农」之革命路线,一心一意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,誓师北伐。

 

黄埔军校师法苏联红军,开始在军校和「党军」内部设立政工制度,军校的「党代表」是孙文的左右手廖仲恺。北伐之役,「党军」军中的「党代表」居于首功地位,消极意义而言,「党代表」有点像是中国古代军中的「监军」角色,不仅瓜分了部队长的独一无二的带兵权力,起了制衡部队长的作用,在战场上,更扮演督战的角色,代表孙文执行统帅命令。

 

令人扼腕的是,「党代表」制度完全是领导人的工具,真的是「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」。北伐胜利,宁汉分裂,中俄关系交恶,「联俄容共」政策随之急转弯。蒋介石痛恶俄国人曾经欲置他于死地,连带迁怒党军之苏联「党代表」制,随着国共之间的割袍断义,「党代表」制度也被送上了断头台。

 

到了抗战军兴,日本侵华日亟,蒋先生怕国共第二次合作后,共产党在军队里边搞花样,又有政治部之创设。蒋先生以亲信陈诚担任主任,以共产党的周恩来副之,以示国共合作诚意。抗战后期,张治中(文白)继任政治部主任,共产党员郭沫若当第三厅厅长。

 

日本投降,国民党党内陶醉于乍来之胜利,美国军方全力协助国府复员,蒋先生有恃无恐,误判天下定于一尊,从此南面而王。狡兔死,走狗烹,政治部失去利用价值,又一次「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」。蒋先生和陈诚连手废掉政治部的武功,只徒然留下一个虚有其表的国防部新闻局,直到东北丢失,华北、徐蚌两大战役大批国军将士阵前倒戈,丢枪弃甲,兵败如山倒,才猛省政工制度废除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 

国府撤迁台湾之后,蒋介石将恢复军中政工的重责大任,交予爱子蒋经国。经国先生以其青少年时代留俄之见闻,在反共抗俄的时代需要下,师夷之长技以制夷,他实施的制度,其实就是早年俄式「党代表制」及「政委」的复辟,为了把老毛子的制度搞得「具有中国特色」,国军基层部队以「辅导员」、「辅导长」、「政战官」瓜代俄国名字「党代表」及「政委」。只不过,旧瓶装新酒,「辅导员」、「辅导长」、「政战官」仍旧扮演「党代表」及「政委」之角色耳。

 

改造俄式政工制度,为我所用,消极上,杜绝军队腐败,防止共谍渗透国军,预防官兵叛变;积极上,协助提升军队战力,更从而加强对大陆的政治反攻战备,是台湾时期国军政工人员的主要工作任务。王升正是这套「具有国民党特色」并且肆应台湾需要的政工制度的建构者与执行者。

 

国民党的兄弟党,共产党军队中,部队长下达命令时,要有「政委」的副署,才算完整的命令,而且,「政委」在军队当中,代表「党领导」,部队长一般均要服从政委的政治领导。国民党军队「党领导」的色彩比较淡化,他固然同样是军队当中的党部「书记」,国民党军队政工扮演的角色却不似共军政委那样强势;但他同样具有命令副署权,并负责对部队长在内的官兵进行政治监视与考核,以防发生叛变或「为匪工作」等不忠行为。

 

王升出身江西省龙南县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,原名建阶,字化行。由于长年战乱,王化行虽无显赫的学历,但因为受过严谨的私塾教育,为文流畅,毛笔字遒劲工整,是优秀的幕僚录事人才。

 

在国府的军政资历方面,王升结业于「江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」第三团。战干团结业的学员,视同军校第十六期。抗战期间,他曾进入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,随后并以第一名毕业于青干班,分发在赣县县政府工作,因而结识受知于经国先生。王升一路从江西专员公署追随蒋经国,历经上海「打老虎」等重要事件,披星戴月,栉风沐雨,成为经国先生信赖之得力干部;在工作历程中,培养了彼此深厚的「革命感情」。这也是王先生对经国先生始终无怨无悔、任贬任谤的根本原因。

 

王升的巧思创意下,他提出了「政治作战」的口号,翻新了俄式政工作风。协助蒋经国设置北投政工干部学校,作为扩大政工规模的骨干摇篮。

 

经国先生担任国防部长,并逐步走向接班坦途。蒋经国之后的几位总政战部主任,先后接事的是张彝鼎、蒋坚忍、高魁元、罗友伦,他们都比蒋经国年长,也都是小蒋信赖的部属,忠心耿耿,迭有建树,却不是蒋经国真正的核心骨干。

 

王升当上总政战部主任后,他不舍昼夜,席不暇暖,蒋经国更将王升视为核心中的核心,肯放手让他施展抱负。

 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降,从中南美洲、非洲,到东南亚,许多第三世界和开发中国家,相继发生流血军事政变,有些强人统治的国度,一年发生政变的次数甚至有多达五、六次者。惟独台湾,六十万大军自民国三十八年到蒋经国当家,始终不动如山,忠于领袖,忠于人民,与蒋经国掌握政工制度,发挥稳定作用有相当关系。

 

    祸兮福之所倚,福兮祸之所伏。成也政工,败也政工。王升之走红,并且大红大紫,源于协助蒋经国在台湾重新整顿与建立军中政工。而王升最后见逐于蒋经国,并遭「贬谪」远邦,则源于两人对政工看法发生重大分歧,蒋王两人因而爆发尖锐矛盾。而王升最后下台,并被蒋经国以迹近「流放」的方式,远调巴拉圭当大使,则与蒋经国二子蒋孝武,及调查局长沈之岳合谋,有密切之关联。

 

经国先生民国六十七年五月就职总统,这并不意味着蒋先生就此南面而王。民国六十七、八年之交,适值国府多事之秋,内忧外患接踵而至,总政战部左右开弓,王升更成为经国先生跟前炙手可热的红人,王化公官场的顶峰时期持续了五、六年时光,却因为多种复杂微妙的因素,由绚烂归于平淡,他的宦途也因此跌入谷底。有几件事例,可回顾晚期他与经国先生互动的曲折过程,并从而管窥王升官场起伏的幽微玄妙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民国六十七年十二月,台湾异议人士纠众爆发美丽岛事件,继之以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。而中共当局在邓小平复出之后,也大力进行对台统战工作,积极渗透台湾各个阶层;国府面临三面作战的窘境。

 

某日,蒋经国主持情治首长会报,会议主题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邓小平复出对台湾可能的影响。经国先生指示各首长次第发言,说说如何因应邓小平复出后的两岸新局面。小蒋开会一贯习惯最后发言,听完各单位的敌情汇报,蒋经国眉头深锁,语调低沉地讲了几句话:「我同邓小平熟得很,这个人很厉害,厉害啊!今后我们的工作更艰困了!」

 

这次情报首长会报之后不久,蒋经国又在一次私下场合,告诉几位老情报同志:「我跟邓小平中山大学同学,我们经常玩在一起,我拍他的屁股,他拍我的屁股,大家熟得很,这个人是厉害!够狠!我们要格外小心了!」

 

世界在变,潮流在变,蒋经国意识到国府若继续要在台湾生存发展,必须改变他的用人重心,在一次内部会议中,他说:「今后我们要同台湾人多作朋友!要多用台湾人!」

 

提携台湾人,蒋经国剑及履及,提拔林洋港、李登辉,初时甚为欣赏看重林洋港,为林派遣特别警卫,保护他的安全,显露蒋经国原本有意培植林洋港更上一层楼。更早期,他通过王升,礼聘台大教授彭明敏到干校当教授,派彭明敏参与「阳明山会议」,并引介彭明敏晋见蒋介石,礼聘他当国府驻联合国代表团「顾问」。蒋经国对这位由胡适之博士发掘的人才,十分欣赏,有意大力拔擢,作为未来国府接班梯队的一员,要不是彭氏稍后发表了「台湾自救运动宣言」,潜逃出国,日后不可能有李登辉出头的机会,而民国七十七年114日坐在总统宝座的人,很有可能是彭明敏而非李登辉。

 

从彭明敏乃至林洋港、李登辉,蒋先生任用台人并非仅只着眼笼络,更思广泛吸纳台湾干才,为国服务。

 

经国先生当选总统不到半年,接连遭逢中美断交、高雄动乱、邓小平上台,台湾本土异议势力崛起,这几件大事轮番上阵,先后于一、两个月间引爆,把蒋经国的神经搅得空前紧张。除了岛内动乱,有三件事情最让蒋经国寝食难安,先是叶剑英提出了〈关于台湾回归祖国、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〉,国际舆论竞相报导;之后,廖仲恺儿子廖承志写了一封信给宋美龄,呼吁国共双方接触谈判;再稍后,大陆透过香港关系,转来一整套奉化溪口故居修葺的照相簿,把奉化故乡即景全部一网打尽,印证大陆统战工作的细腻。照相簿交蒋孝武面呈蒋经国,经国先生翻了两、三页,即阖上照相本子,沉默不语。究竟是「近乡情怯」,还是怕坠入中共「统战花招」?不得而知。

 

一日,小蒋找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咨询,国府面对北京的统战攻势,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,长此以往不是办法,大家能不能帮我想点法子?

 

蒋公卧病,小蒋实质接班,头一件遇到的棘手大事,民国六十二年五月,毛泽东派专机把高龄九十二的章士钊送到香港,章士钊对外宣称到港是为了探望他的太太。外界解读,章士钊实际上负有统战任务,目的是要鼓吹国共和谈。从章士钊事件,到「叶九条」,乃至廖承志致函宋美龄,诸如此类的动作,都被蒋经国视为邓小平拍屁股突袭行动的故技重施。(按:章士钊,中国近代著名文人,活跃于国共两党,曾任1948政府和谈代表,中共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、政协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)

 

为了突破岛内外困局,特别为反制邓小平操作的统战攻势,民国六十七年底,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向蒋经国提议,成立一个任务编组,专门对付岛内日益猖狂的台独异议活动,和中共日趋积极的对台统战工作。

 

蒋经国接受了马纪壮的建议,但是,谁去主持这个反统战机构呢?马纪壮建议了两个人选,一是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上将,一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。

 

蒋经国看了马纪壮的签案,当面告诉马纪壮,反统战工作需要有与「敌人」斗争的经验,蒋彦士是农业专家,缺少和共产党正面交锋的经历;王升这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,指示由王升当副手,蒋彦士负主要责任。小蒋因此交代王升筹备成立代号「刘少康办公室」的单位,「少康」二字,寓意「少康中兴」,蒋经国殷盼它能肩负反统战、反台独的重责大任。「刘少康办公室」组织体制上的领导,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,王升则是实际上负责工作执行的主管。

 

从国共斗争或者岛内斗争(和党外份子斗争)的角度观之,「刘少康办公室」的功能和任务如同中共的「统战部」,在民国六十七年蒋经国四面迎敌的环境下,物竞天择,优胜劣败,筹组此一任务编组,是任何统治者都会想出的权宜之策。

 

邓小平上台,非但国府官员全神贯注,驻台美军情报部门大感紧张,也临时抱佛脚,利用卡特总统宣布断交后即将从台湾撤军的最后时光,在台湾大做邓小平的情报分析工作。

 

邓小平复出前一个月,美军顾问团情报组官员,连同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军事武官共七、八人,邀请时任总政战部中将副主任萧政之夫妇餐叙,席间,某位美军情报组官员问萧将军:「依王升先生和你的看法,如果你是邓小平,你刚上台,国内和国外会怎么做?」萧政之从历史角度研判邓小平的可能作为:「文革使中国动乱了十年,邓小平会走中国西汉初年的道路,除秦苛法,与民休养生息。对台湾,从此会走上和平之路,在国际上,也会广泛交友。」萧将军进一步阐述,所谓邓小平「除秦苛法,与民休养生息」的意思,是指邓小平在经济政策上,会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左倾共产主义方针,恢复私有制度,实行市场经济,对外开放,走自由化的道路;对亚洲国家,则是协和万邦,不再挑起战争,不再四面出击。萧将军认为,大陆会待台湾如同兄弟,逐步走上合作的道路。

 

尽管有此认知,国府内部依然是外弛内张,深恐稍有差池。

 

    先前任务编组型态的「固国小组」,是组成「刘少康办公室」的基础。「刘少康办公室」作为国民党中央的「特别业务」幕僚任务编组,在名义上,归秘书长蒋彦士督导,王升主其事,幕后老板当然就是蒋经国,层次甚高,故而被视为「太上中常会」。

 

    「刘少康办公室」地点位在台北市信义路黎明文化公司大楼,初时,编制虽有二十人左右,专职人员实际只有十余名。工作人员和干部主要来自国安局、外交部、新闻局、国民党文工会等单位。

 

「刘少康办公室」的核心灵魂人物是秘书长李廉。李氏出身西安王曲中央军校七分校,原本是胡宗南的手下,当过军校七分校的政治部副主任、教官,很受胡宗南器重。来台之后,国军编阶缩小,许多将领投闲置散,成了光棍司令,李廉大材小用,屈就政工干校教授,因为文笔练达,思想丰富,在干校颇出风头,甚受王升器重,逐渐成为王升核心骨干之一。李廉思想深刻,头脑灵活,王升命他在总政战部织组成立「心战小组」,专责反制中共的心战。

 

李廉担任干校教授期间,正是干校师资阵容最坚强的一段岁月。王升一时之间延请到不少台湾知名的「匪情专家」和「马列主义权威」,针对大陆作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分析。那时干校教授均是一时俊彦,例如郑学稼(大陆问题专家)、林一新(曾任中共创党元老陈独秀秘书,讲授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和资本论的权威),而李廉不但能教,笔下还能写出精辟的好文章,颇富文名,曾经应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之邀,担任中国时报总主笔;李廉还曾经和军统局、保密局出身的夏晓华,合办正声广播电台,夏晓华以总经理职务礼聘李廉。

 

临危受命,李廉职司「刘少康办公室」策划及执行作业,成为炙手可热人物。

 

「刘少康办公室」揭幕,搞得人气鼎沸,轰轰烈烈。在信义路黎明文化公司大楼开会,坐在会议主席位子上的是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,二把手是王升、李廉等人。各部会首长和相关的政府部门人员,只要和当天会议议题有关的首长,一律都要奉召来此开会。「刘少康办公室」全盛时期,经常直接召集各部会首长和党政高官,到会列席,王升的直言质问,得罪了不少豪门巨室和政治明星。「刘少康办公室」故而被指桑骂槐地讥讽为「太上中常会」、「太上行政院」。

 

王升性格原本直率,手上握有尚方宝剑,心中有恃无恐,讲起话来,不免拉开嗓门,针针见血。六十八、九年间,岛内政治异议份子甚是张狂,内政部辖下有不少业务属于政治事务。「刘少康办公室」开会时,主其事者往往深入追问工作情况,经常把内政部官员问得瞠目结舌。

 

民国六十年代末期,台湾校园盛行自由化风气,蒋经国向来重视青年工作,忧虑校园成为散播台独思想的温床。某次情治首长会报,蒋经国批评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没有做好,许多大学生在党外杂志乱写文章,搞得人心惶惶,乱七八糟。国民党党内曾有人把大学校园这股自由化潮流,解读为遭「共产党渗透」。

 

是时,军中「莒光日政治教学」已如火如荼展开,总政战部引为莫大成就。王升和「刘少康办公室」李廉等核心骨干,密商在各个文学校实施「莒光日」教学的可能性。不久,草拟了一套文学校实施莒光日教学计划方案,王升赶紧向蒋经国上了一份签呈,连同这份计划,一并呈给蒋经国。

 

「刘少康办公室」的重要公文,最后都要经过经国先生批阅。这份计划在大学实施「莒光日政治教学」的签呈,先送到马纪壮手上,马秘书长直觉这份公文恐怕要出问题,直接找蒋经国请示。经国先生叹了一口气,摇摇头只讲了两个字:「不准!」

 

马纪壮跟随小蒋这么久,他清楚蒋经国的想法。小蒋之所以批驳这份文件,其理甚明,大学校园洋溢自由风气,教授们都是些有反骨的文人,自视学问过人、人品清高,和部队里惟命是从的军人截然不同,怎么可能把学生和教授关在教室里上莒光日?果真如此,蒋经国更要背负箝制思想骂名了,在忧谗畏讥的情况下,命令由马纪壮署名否决王升提出的学校实施「莒光日」方案。

 

王升见公文由马纪壮署名批了「不准」两字,觉得事有蹊跷,起先以为是马纪壮个人不同意此事,就找马纪壮查询,马秘书长告诉王升真相,否决大学办「莒光日教学」,是经国先生下的命令。

 

蒋经国一方面担忧校园被台独思想大量渗透,一方面要包括「刘少康办公室」在内的若干单位「想想办法」,等到王升建议在校园搞「莒光日教学」节目,却被蒋经国示意否决。前后言行不一,显现经国先生内心的矛盾和焦虑。既对台独势力蠢蠢欲动感到不安,却又无法痛下决心施展铁腕遏阻歪风,蒋经国深陷投鼠忌器的两难困境,蒋经国的首鼠两端、进退失据,难免让王升和「刘少康办公室」的同志们不知所措。蒋经国的妥协性格,也一度让同志们备感不满。

 

王升接到被驳回的公文,心里不禁犯嘀咕。明明是你蒋经国要我们「整顿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」,总政战部和「刘少康办公室」好不容易连袂赶出了这份学校实施「莒光日教学」的方案,却又被你打了回票。你不同意,就早点告诉我嘛!

 

事过境迁之后,王升才晓得蒋经国这种矛盾情节,实因受制美国当局的政治压力。美国一再拿「台湾关系法」作文章,以是否继续出售武器给台湾,要挟蒋经国对岛内的台独和反对势力作出让步,并且照美国的那套「标准」,逐步落实「民主政治」。

 

    持续运作到民国七十一年底、七十二年初,「刘少康办公室」受蒋经国重视程度似已不如过去。未几,王升和蒋经国在思想上发生巨大分歧,两人之间多次为了部队人事权是否仍由政工掌控问题,发生严重口角冲突,为王升遭调职及贬谪埋下伏笔,蒋经国决心对王升动手。

 

    王升遭贬抑调职,固然和他直言贾祸、忠谏犯上,有绝对之关联;他和蒋经国在政工思维上的分歧,尤为重要关键。

 

    民国七十二年三、四月间某日上午,蒋经国在总统府约见王升。开门见山,蒋经国问王升:这件事我跟你提了好多次了,你终终不赞成,我还是决心改变;我要把军队政工的人事权全部划归部队长,从政工交给「参一」或「联一」部门,今后政工不再掌握部队政工的人事权。王升不赞同把政工手上的人事权交出来,如果政工的人事权交给部队长,政战部门形同拔去牙齿的老虎,政工制度无异瓦解。

 

但是,蒋经国却不以为然,他说,现在政局和军队均甚平稳,政工力量太过膨胀。蒋经国观念上倾向部队长制度,王升则仍坚持政工的人事权仍应归政工部门掌握,不宜放给部队长,以免削弱政工的力道。

 

王升不假辞色,直以近代历史教训,与蒋经国抗颜,并说,现在中共和台独那么嚣张,哪能削弱政工力量?不怕大陆失败的历史重演吗?两个人在总统办公室相持不下,最后王升气不过,一手拍打沙发椅的扶手,一手拿起大盘军帽往茶几上重掼:「你不听我的意见,我宁可辞官不干!」、「拿掉政工的人事权,你杀了我都不干!」说完这两句重话,王升气呼呼拿起军帽,头也不回走出蒋经国办公室。这下子,把蒋经国搞得极不痛快。立刻电召前国防部长、当时的总统府战略顾问高魁元,蒋经国怒气冲冲地对促膝而坐的高魁元说:「请你传话给王化行,我蒋经国连共产党都不怕了,还会怕他吗?他不干就不干,算了!」

 

    高魁元一头雾水,根本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,见蒋经国盛怒也不好细问何事,找到王升私下叙谈,才知道两人为政工人事权存废,意见不同,小蒋不满王升掼帽拍桌,怒言相冲。高魁元以黄埔第四期老学长的身份,略带责备的口吻劝抚王升:「军人以服从为天职,不可以对总统不敬,更何况总统身体不好,我们做部下的人怎么忍心再刺激他呢?化行,我希望你跟总统道个歉。」几番劝慰,王升火气渐遏,高魁元要王升写一份书面报告,向蒋经国表达道歉之意,王升听从学长规谏,上书面报告言明悔过。

 

    王升犯颜直谏事件,非常不乐意政工放掉人事权。王化行听从高魁元的意见,向蒋经国道了歉,他的处事原则仍然未退却。更显而易见者,王升势力退潮,政战系统实力大不如前。

 

民国七十二年五月,王升掼帽及犯颜直谏事件之后一个月,蒋经国突然调王升为「三军联合作战训练部」主任,不久,「刘少康办公室」也熄灯打烊。从民国六十八年春天成立到七十二年五月王升调「三军联合作战训练部」,「刘少康办公室」走进历史,风光了四年半。

 

王化行的宦途沉浮,应验了国府官场一句谶语:「大红大紫,红得发紫,紫得发黑」。

 

    福无双至,祸不单行。蒋经国收到王化公的道歉信,心里怒气才消了一半,谁知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。王升发生掼帽及犯颜直谏事件之后,此事马上被蒋经国二子蒋孝武辗转得知。之前,孝武为了几件事,和「王叔叔」发生过几次言语冲突,「叔侄」之间矛盾甚深,掼帽事件恰好予孝武报复之机。

 

    发生作家江南命案前,蒋孝武大力介入情治系统,蒋经国明显有意让孝武掌权。孝武经常出席「情治会报」,时时插手情报事务,如非蒋经国授意,孝武岂敢造次,此事,情报首长人尽皆知。

 

某次,情治会报刚散会,孝武告诉一位与会将领,意谓:「近年以来,党外份子南北串连,愈来愈不象话,我父亲年纪大了,万一有个闪失,军队又控制不了,如何是好?」孝武又称:「情治单位有必要结合『社会力量』,来对付党外份子。」孝武所谓的「社会力量」,就是帮派势力之意。

 

    孝武的「帮派救国论」,不仅止于徒托空言,还想付诸行动。某日,蒋孝武造访调查局局长阮成章,欲推销他的「帮派救国论」。

 

阮成章,湖北黄安人,是王升身边核心骨干之一。年轻时毕业自湖北省立师范,抗战军兴,投笔从戎。抗日战争时,任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研究室上校主任,国民党武汉稽查处处长、海军总部情报处处长。到台湾之后,历任宪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、海军总部政治部主任、总政治部副主任,之后,接任警总副总司令、司法行政部调查局长、法务部调查局长等职。

 

阮成章辈份上当然是蒋孝武的叔辈,但是,此时的孝武已经在情治体系「见习」了好几年,虽无战功也无实际情报经验,此刻羽翼丰满,对王升这位「叔叔」都是一副睥睨傲慢的态度,何况面对的是王升下属的阮成章。孝武会见阮成章,三句虚伪客套之后,就打开天窗,直言国家今后应借重「社会力量」增强情治单位实力,打击党外势力云云。阮成章对孝武的讲法颇不以为然,话不投机,据说阮成章当场把蒋公子给轰了出去。

 

除了阮成章,孝武也向王升推销「借重社会力量」的构想,王升也认为孝武孟浪无行,果真落实他的帮派计划,势必激发社会仇视对立。王升责备孝武年纪轻轻不学好,孝武自命不凡,完全听不进王升的好言规谏,反因提议被否决,心中更耿耿于怀,怒气冲天之下,推开房门,扬长而去。

 

    由于经常和情治单位人员互动,孝武不知从何处得知,王升奉蒋经国之命,负责照顾章孝严、章孝慈兄弟,按月致送新竹章家生活费用。这是孝武首次得知父亲有两名非婚生儿子,基于嫡庶之争,及为母亲打抱不平的心态,孝武心中甚为愤恚,并且将这种情绪迁怒到王升头上。孝武知悉孝严、孝慈兄弟之后不久,又听闻台视总经理石永贵,某次竟邀请章孝严到台视演讲,孝武连忙派人调查,是谁出的主意,要石永贵请章孝严演讲。

 

    孝武明知父亲曾经嘱托王升对他好生管教,在公开场合遇见王升,竟然故意摆脸色给王升看,甚至迎面走过,也不正眼看王升。明明听见王升叫唤,孝武也是相应不理,如此种种犯上不逊行为,皆印证孝武对王化行的怀恨。

 

    因此,当孝武听闻王升「御前失宠」,遭父亲申斥,即趁各种面见父亲的机会,大进谗言,无所不用其极数落王升的不是。

 

为了罗织罪名,绘声绘影,蒋孝武谋串当时的调查局局沈之岳,编造「证据」,诬指王升借着「刘少康办公室」,意在扩大影响力,夺权谋反。所谓的「证据」到底是什么呢?原来竟是指王升被转调「三军联合作战训练部」主任后,时常仍有不少友人和门生故旧进出王升官舍,络绎不绝去办公室会客叙谈。王升门前车水马龙,竟也成为调查局诬陷王升「夺权谋反」的「证据」。「刘少康办公室」成立以来,管的「闲事」不少,得罪不少党内自由派大老,媒体大老板,这些人沆瀣一气,众口铄金,让余怒未平的蒋经国接到更多有关王升的「黑材料」。民国七十二年九、十月间某日,蒋经国召见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,蒋经国语带愠怒地说:「我要把王化行调走,调得愈远愈好!」于是,他被外放为巴拉圭大使,巴拉圭和台湾恰在地球的两端。

 

    继王升之后,马纪壮、蒋彦士也相继失势被贬,王升的左右股肱,也都中箭落马,全部遭调职贬官。虽然表面上平静无波,台北官场实则浊浪涛天,人人自危,大家不知道下一分钟蒋经国会下达什么出人意表的人事命令。

 

    民国七十六年初冬,走到生命尽头的蒋经国,靠大量服用类固醇维持生命力,犹未意识到死之将至。那年十二月二十五日,行宪纪念大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,蒋经国仍拖着病体勉力出席主持,民进党国大代表在后侧座位叫嚣反蒋口号。蒋经国表面不愠不怒,但是心里已有盘算。会后某日,蒋经国紧急电召总统府国策顾问蒋彦士。

 

    蒋彦士奉召至七海官邸面见蒋总统,蒋经国劈头便问:「王化行最近如何?」蒋彦士回答,王升在巴拉圭任所,表现不错。蒋经国说:「叫他回来吧!还是王化行说的对,我还是要重用王化行!」一昧姑息党外台独份子,饱尝教训的蒋经国几经反省,终于意识到王升掼帽事件当天,那番重批蒋经国的逆耳忠言,言之有理。

 

蒋彦士临走,蒋经国再三交代:「你先安排王化行回来,我要给他更重要的任务。」

 

走出七海官邸,蒋彦士急忙直接返家,打越洋电话向王升「报喜」:「化行,恭喜你,教育长今天召见我,提起要重新重用你…」隔着一道太平洋的王化行,在电话那头的回答声,不愠不火,平静如昔。

 

蒋彦士挂上电话,台北的天空忽然飘起细雨。冬天来了!

 

    民国七十七年元月十三日,在巴拉圭任所的王化行,正打算赶办安排去职事宜,蒋经国的死讯已经传到亚松森。台北外交部转来继任总统李登辉的命令,所有驻外大使一律坚守岗位,不准返国奔丧。事后,王升每次和朋友谈及此事,都将未能赶回国为老长官、老朋友蒋经国送上最后一程,引为此生至恸。

 

王升没来得及在蒋经国有生之年调回台北,更没获得当局的再次重用。怀着感伤的情绪,回到台北,人事已非。蒋彦士到机场迎接王升,两人紧握双手,泪眼相对,沉默良久。#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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